地方各級干部的職能是為民眾服務，而不是真理代言人，干部“說錯話”是出于其自身閱歷、思想、認知水平的局限性，而絕不能左右國家前進的方向。通過對干部“說錯話”的重新估量和判斷，民眾應當對干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形成新的認識

    多問問自己：我是誰

    近日，對于鄭州市某局副職領導的“非正常”言論，各種型號各種款式的“板磚”在網絡、紙媒齊齊拍響，坊間民憤亦不可謂不大。其實細細想來，以言論“雷人”者，各行各業(yè)均不乏其人：有知名學者，有商界巨賈，但其言論在民眾中的影響都無法與這位品序并不高的副局長大人比肩。析之，民眾對干部“說錯話”之格外憤慨的來源，首先是對干部地位的重視、也許是實在過于重視。幾千年精英政體所治之下，中國民眾歷來有著“信官”的傳統(tǒng)：官員說的就是國家想要說的，官員做的就是國家允許做的。如今王朝時代已逝，但民眾對干部依然寄予著很大、很多的期望。一個你非常在意，非常重要的人傷害了你，這個傷害自然是更大的。

    但民眾的期望和重視，絕不能夠成為某些干部忘乎所以的理由。憶往昔，共和國誕生之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高呼的是“人民萬歲”，自那一刻起，官員是“大人”、民眾是“小人”的時代就已經不復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人民至高無上的國度，是一個公職人員為人民服務的國度。胡錦濤總書記去年在陜西看望受災群眾時說：“我們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如果干部能多問問自己“我是誰”，時刻銘記自己的勤務員、服務生身份，也許某些“錯話”是說不出口，甚至想都不會想的。6月25日《人民日報》評論對“非正?！毖哉摳刹孔龀錾钊肫饰觯簹w根結底，是對自己的身份屬性不清楚。

    從另一個角度講，透過干部“說錯話”事件，民眾對干部的作用、地位也應當形成更加清晰的認識。毛澤東主席1955年《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應當承認少數人的作用，就是領導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還是群眾?！敝飨倪@一番話是對干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服務生”定位的最好詮釋。干部的作用重要是毋庸置疑的，但作用重要并不等同于地位重要。服務生言行不周當然會影響做為主人的民眾，但公仆無法決定主人的命運，更無法左右國家和民族前進的方向；明天，東方的朝陽依然為民眾而升起。服務生說錯、做錯了，輕則批評教育，重則打發(fā)辭退，如此而已。

    多提醒自己：為了誰

    縱覽這些年我們所經歷的理念和制度的變遷，總體的趨勢是越來越重視民眾的價值、尊嚴和利益，政府和公職人員的角色、定位和作用也在發(fā)生著變化，政府行為的理念開始從管理行政向服務行政轉變。與此相適應，政府行為的模式也開始從傳統(tǒng)的帶有濃厚管理色彩的強制、命令、處罰等，向引導、指導、幫助、鼓勵、獎勵、建議等非強制性政府行為方式轉變。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也就要求我們的干部要從管理型干部向服務型干部轉變，從強調“國家干部”到強調“人民干部”的轉變。對于公職人員而言，強制民眾服從其個人權威的時代已經過去，握張紙、動動嘴、揮揮手就能鼓舞人的歲月亦成往事。解放思想、開拓創(chuàng)新、求真務實、服務民眾，已成為新時期對干部的新的更高要求。說實話、辦實事，“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干部應當多提醒自己“為了誰”。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日前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有的黨員干部……說的話、做的事違反黨的原則、損害人民利益，既壞了黨的形象又傷了人民的心，要引起各級黨委高度重視……為人民說話，對人民負責，自覺把個人的奮斗融入到黨和人民的事業(yè)中?！?/p>

    “為了誰”，簡單的三個字里蘊含著多少大是大非。這里不得不老生常談一句“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市場化下的公平競爭要求干部用政績說話，行則上，不行則下。現代化進程的飛速發(fā)展，網絡功能全球化、個人化，干部的一舉一動都形同擺在每個人的桌前，細微到甚至可以看清你手旁茶水的熱氣。干部始終生活在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之中，更加要求他們把實現人民群眾的愿望，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時刻作為其工作的出發(fā)點和歸宿，從而更好地完成“服務生”的使命，以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可。

    多警示自己：講政治，負責任

    前面已提到，干部的職能在當今社會悄然發(fā)生著微妙的變化，從獨斷走向民主，再從管理走向服務，干部已不是過去高高在上的那個“國家發(fā)言人”，他不再是國家、政府的象征，而是逐漸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公仆。干部走近民眾，監(jiān)督變得切實可行，人民關注的是這個干部的能力和水平，擔心的是干部能不能為我服務，并且服好務。然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我們的民眾是無比寬容的，鼓勵干部說話、寬容干部說錯話，這樣的氣量，民眾不僅是有的，而且是足夠的。

    但是，錯話要看錯在哪里。缺乏技術含量可以提高，缺乏實踐經驗可以積累，但涉及到原則問題、政治問題，公職人員是不應當、也不可以犯錯的。即使在西方國家，政府要員也許在個性上可以張揚一些，在行為細節(jié)上可以隨意一些，但其言行一旦觸犯了該國“政治正確”的底限，通常連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都不會再有。例如美國，就有著這樣一套精細的“政治正確”標準，人種歧視傾向、性別歧視傾向等，都是美國的政府職員一切言行絕對不敢觸碰的禁區(qū)。

    我們黨對公職人員在政治原則相關的問題上有更加嚴格的要求。江澤民同志早年即強調領導干部要講政治，將“講政治”的原則貫穿始終，是每一名公職人員起碼的能力。諸如“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的言論，悍然無視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悍然無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界定的“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性質——干部可以說錯話，但可以這樣錯嗎？這不是業(yè)務能力和政策水平問題，而是品質問題、思想問題、黨性問題、世界觀問題。誰提拔了他？任用了他？監(jiān)督了他？對于這類病入膏肓的“官爺”，民眾怎能再予以寬宥？罷免他，別無選擇。我們的干部也應以此為鑒，多警示自己，在重大問題、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政治、負責任。

    （作者為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