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有思想方面的根源。表現(xiàn)在思想認識上，對貫徹執(zhí)行責任追究制度的理解缺乏深度，從而導致追究不落實不到位。首先是好人主義思想作怪，不想追究。少數(shù)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黨性觀念不強，做老好人的思想、怕得罪人的思想嚴重，對應該追究責任的人和事缺乏應有的原則和立場，怕這怕那，顧忌重重，怕得罪了上級給小鞋穿，怕得罪了同事難處理關系，怕得罪了下級丟選票，因此，在責任追究中，人情大于黨性，關系代替原則，本著“民不舉、官不究”的原則，用“萬事留一線，日后好相見”的庸俗處世之道，回避矛盾。其次是本位主義根深蒂固，逃避追究。有的領導干部“官本位”意識濃，處處從本地方、本單位乃至本人的利益出發(fā)，處心積慮地保位子、保面子、保榮譽，而忽視國家、集體和全局的利益，對本應追究的人和事在追究責任時怕造成不穩(wěn)定因素，怕影響評先評優(yōu)，怕影響升遷，怕順藤摸瓜、拔出蘿卜帶出泥，要么等待觀望，用冷處理的辦法，軟拖硬抗，靜觀發(fā)展態(tài)勢；要么不聞不問不查不報，企圖蒙混過關；要么在上級督辦或領導批示時，找客觀原因，敷衍塞責，息事寧人。再次是主觀思想麻痹，疏于追究。有的單位和干部本身履責不力，對強化責任有反感情緒，在平時根本沒有把責任追究工作當回事，或認為沒有必要，或滿足于“雷聲大，雨點小”的形式主義，或樂于“紙上談兵”做做樣子，對責任追究存在模糊認識，未出問題之前向上級匯報拍胸脯，出現(xiàn)問題之后忙于指責基層，急于推卸責任，缺乏防微杜漸的認識和措施。

   二是有體制方面的原因。由于現(xiàn)行干部管理體制的原因，在實施責任追究時存在著一定的難度。一是傳統(tǒng)的“責難制眾”的陳舊觀念使責任追究常常不了了之。如在大辦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大氣候下，某地迫于上級領導的壓力，在沒有充分可行性論證的情況下盲目跟風，向社會籌資，辦起了企業(yè)，當時受到了各級領導的賞識，并得到了提拔重用，但企業(yè)建成之日就是虧損之時，這種責任追究除直接當事人之外還牽涉上級領導，該調的調了，該提的提了，造成了責任追究難以到位。二是由于缺乏明確的責任劃分標準，導致責任對象難以認定?，F(xiàn)在各種形式的崗位責任制，目標責任制實際上定性多于定量，考核組織多于考核個人，對于什么工作落實到個人是什么責任，應該負主要責任還是次要責任，怎么負責任都缺乏明確的標準，特別是一些如黨建、用人、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考核指標不硬，在出了問題或失誤之后，對于責任的對象、事實的認定都較為困難，更談不上去追究誰的責任了。三是部門單位之間的關系難以協(xié)調。上下級之間或由于認識不統(tǒng)一，或由于地方保護主義，導致追究不落實；同級之間、條塊之間，或由于“縣官不如現(xiàn)管”的觀念影響，或由于工作、行業(yè)性質有異，有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懶于追究；追責的執(zhí)行部門單位之間由于標準不統(tǒng)一，手段措施有差異，工作尺度有不同，甚至追責時出現(xiàn)職能交叉又加上配合不夠，導致責任追究形成“都想管又都管不著”、“都該管又都不愿管”的局面。

   三是有人為方面的因素。當前，有一種不良傾向，凡是一有責任追究的人和事發(fā)生，就會有種種人為因素來干擾影響責任追究。一方面，被追究當事人采取“曲線救國”，到處找關系，或找親戚、朋友，或找老同志、老領導，或找某某名人、要人、紅人，通過人托人、保托保的關系，達到自己逃避責任追究或從輕予以追究的目的，由于被托之人或利用領導權威，或憑借名人影響，或借助金錢開路，采取種種形式插手其中，人為地干預影響責任追究工作。另一方面，追責單位或領導，由于擔心顧忌多，人為影響多，方方面面的壓力大，在追究責任時不得不大打折扣，致使責任追究失去了嚴肅性和公正性，有的甚至流于形式。

   四是有制度方面的弊端。目前，各地各部門為強調各自的工作落到實處，普遍把強化領導的工作責任作為一個行之有效的舉措。由此，形成了“責任狀”滿天飛的局面。如財稅、計育、綜治等重點工作簽了責任狀，有些達標、驗收之類的部門工作和中心工作也要簽責任狀；黨委（政府）簽了責任狀，部門單位也要簽責任狀，導致了工作不分主次輕重、責任不分大小都要求簽責任狀，特別是大多數(shù)責任集中在黨政“一把手”身上，好像簽了責任狀就意味領導重視了、工作落實了。殊不知，這種過多過濫的責任追究弊大于利。一是容易造成責任“空位”。表現(xiàn)在有的干部明確為幾項工作的責任人，工作量增加，工作壓力增大，又沒有“分身術”，難免在工作中出現(xiàn)厚此薄彼、顧此失彼的現(xiàn)象，使有的工作不夠落實，導致責任“空位”。二是暗地滋長了部分干部因不是追究的第一責任人而在工作中看水流舟的不良作風，他們認為“天塌下來有人頂著，因此，對分配的工作主動性不強，投入不夠，影響工作開展。三是過多的責任追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來承擔，況且追究責任人的領導層次越高，層面越大，越難以追究到位，使積極的責任追究措施就會變成消極的抵觸情緒，從而有悖責任追究的初衷。

   近年來，桃源縣根據(jù)責任追究的難點、焦點問題，有針對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效果比較明顯。

   一、統(tǒng)一認識，增強責任追究的主動性。桃源縣委對責任追究不實的危害影響形成了高度統(tǒng)一的認識，2003年，縣委針對個別地方存在的責任不明、有責不擔和追責不力等問題和少數(shù)干部中存在的政令不通、律己不嚴、作風不實等現(xiàn)象，在全縣推行了“干部責任管理”，強化了責任追究工作?？h委先后制訂出臺了《關于完善干部管理機制，規(guī)范干部工作責任的決定》和《關于強化工作責任，嚴肅干部紀律的決定》及實施意見，對責任追究的范圍對象，追責的措施方法，執(zhí)行的紀律現(xiàn)在都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突出了針對性，操作性和實效性，為責任追究工作提供了依據(jù)，增強了全縣責任追究工作的主動性。

   二、完善機制，增強責任追究的可行性。近幾年，桃源縣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制度。一方面，建立責任信息了解制度。包括年度經(jīng)濟責任審計制，重點問題核查制，獲取責任信息聯(lián)席會議制。近三年來，我縣按年度先后對 152個單位進行了經(jīng)濟責任審計，對近20起重大事故或焦點問題進行了重點檢查，先后召開由組織、紀檢、宣傳、公檢法等部門參加的聯(lián)席會議9次， 通過這些措施掌握了大量的干部責任信息。另一方面建立責任事實考核認定制度。主要是通過督查考核各單位貫徹落實上級精神和縣委、縣政府重大決策以及干部的工作實績和理論學習情況，認定各級領導班子和干部的工作責任事實，同時，細化考核辦法，嚴格考核認定。在內容上量化指標，依照各項工作任務，工作要求等具體情況，合理確定分值，逐項制訂評分標準和評價檔次，增強可比性；在方法上運用全面考察、群眾評議、實績考核、督查考核和重點跟蹤等多種形式進行。督查考核的結果作為評價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據(jù)。

   三、強化兌現(xiàn)，增強責任追究的嚴肅性。我縣結合經(jīng)濟責任審計情況和年度考評考核情況，運用組織、紀律、經(jīng)濟甚至法律手段等，重點對欠稅抗稅事件、重大安全和交通事故、經(jīng)濟作風有不良反映或違紀違規(guī)的干部強化追責，分別采取組織處置、紀律處分和司法處理。近三年來，共對289名副局級干部進行了談話教育，其中黨政主頭 21名；對32名副局以上干部進行了警示誡勉，其中黨政主頭6名；對3名科級骨干進行了撤職，對18名科級骨干進行了免職，對14名骨干實行了待崗處理，其中黨政主頭有6名；對9名領導干部給予了紀律處分，還對2 名領導骨干在司法機關進行了立案查處。